其实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一样


 

2016年10月底,《上海青年》在北京UCCA首次公开放映。那时候尚未有上海放映的任何消息。所幸,曾因纪录片放映与主创之一高子鹏有一面之缘,于是开始联系导演、筹备放映。在上海,与公共机构合作放映《上海青年》基本是不可能的。四处碰壁后,我们转向“客厅放映”。观影活动以临时链接发出,未公开宣传。最开始预计30人的放映最后筹到了54张电影票以及2位朋友的纯粹支持。2016年12月3日,《上海青年》在上海浦东首次众筹放映。高子鹏导演从广州赴上海全程参与放映活动。映后,吴梦导演、高子鹏导演以及同济大学的黎小锋老师与观众交流。

 

 

这样一种影迷自发组织众筹的形式,是《上海青年》的主创一直想要尝试并试图实现的。影片长达八个半小时, 在公共机构放映比较困难,片子的传播受到很多局限。主创们希望通过影迷自发众筹,以自主的形式放映。大环境并不乐观,渠道也越来越受限,私幕放映成为放映方式的另一种可能。私幕,并不是募集,而是幕布。

 

在一个相对自主的半公开的空间,通过口耳相传的渠道,将放映空间慢慢拓展起来。上海的放映是这个尝试的起点,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城市加入进来。

 

 

映后谈

关于《上海青年》的制作

主创高子鹏:2009年,凤凰卫视找我做一个新疆知青系列片的剪辑。看了一百多个小时的访谈,我萌发了自己拍摄的念头。电视纪录片着眼于将事情讲清楚,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人,因为这跟我的经历以及我父母的经历都有关系。拍人成本更大,需要更多的时间。那时候就想着有朋友赵川在上海,就先来上海探一探,呆一个月。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当时,我一穷二白,赵川家里有拍摄机器。吴梦母亲是从黑龙江回来的知青,我们以知青二代的身份跟老知青接触,慢慢互相建立一个认同感。

 

片子从2009年开始一直拍到2013年,集中拍摄是2010年和2011年,那时一年有七八个月住在上海吴梦赵川家里。我不懂上海话,白天拍的素材稀里糊涂只能听懂一两句,晚上吴梦赵川给我讲每一段讲什么,慢慢半年以后才听懂五六成。

 

那时候就觉得语言就像一堵墙,你穿不过去,就被关在外面。你怎么拆这堵墙是有一个过程的。2012年之后基本处于收尾阶段,时不时在上海呆半个月,2013年开始做剪辑了。有些采访是到最后再做的。

(左起:发起人浩菊,主创高子鹏 主创吴梦 嘉宾黎小锋)

刚开始只想拍一年,后来,拍的过程中野心也在膨胀,这不仅仅是一个上海新疆知青的故事,后半部分我试图将片子从上海新疆知青拉出来。剪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光是知青的故事,同时也是这代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才觉得需要八个半小时,这样,八个半小时才是成立的。

 

拍完后估计成片是三到五个小时,没想到剪出来是十几个小时这么长。剪辑很容易陷进片子里。很多导演都会找别人剪辑,导演本身在现场,他很容易陷入到那个情境里,这样就很难有宏观的视角。将十几个小时剪辑成八个小时,是一个不断从影片往外拔出来的过程,不停地去找人看片,不停地提意见。这是一个慢慢拔出来的过程,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出来。

 

 

在新疆的拍摄

主创高子鹏:新疆去了两次。分别是2010年和2011年。新疆那一段,拍法跟我在上海完全不一样。上海都是事儿接事儿的节奏,到了新疆是没有事儿了,你得去找。拍摄的感觉很不一样。拍人也很难,拍事儿也没事。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状态,拍摄的状态都不一样。然后一下子,气儿就拉得特别长。

 

怎么发现拍摄的人的呢?去打听。有时候就在团场待着,看有点像上海人的就上去问。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上海人还是很明显的,穿的衣服,那气质能看出来。有的时候去团部,团部有一个登记上海知青的名册,但团部一听是要拍摄,基本上不给。第一次去了四十天,采访了大概三四十人。

 

 

关于影片人物访谈中剪辑点出现黑屏

主创吴梦:这是故意将剪辑点留出来。我是非常能接受黑屏的方式。虽然我们不需要讨论这是什么意义,对于我来说,这不需要阐释,很多东西就像那个黑屏一样,充满间隙、空隙。

 

主创高子鹏:我的想法是,剪辑是有痕迹的,但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个剪辑点抹掉,用叠或者闪啊,让它变得更顺滑。我是想用一种反的方式,强调这个剪辑点,强调片子是一个剪辑过程。片子在这里是断开的,那么中间是什么呢?

 

八个半小时的观影:通过身体感与一段历史发生交流

嘉宾黎小锋:我是挺喜欢这个片子的。我觉得理想的片子是有宏观的背景和个人的命运。这个片,八个半小时,刚开始我以为都是访谈,一直讲,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看一个很沉闷的访谈片。结果没有想到,这八个半小时,我看的是心潮澎湃。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并不长,看片的过程是挺舒服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的长度真的不是问题。你可以做八个半小时,也许十一个半小时也是可以,只要观众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来看。

 

主创吴梦:时间是一个商业化的东西。为什么片子就是要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呢?没看片子之前,我觉得八个半小时会成为一个传播的障碍。

看完之后,我觉得八九个小时是绝对是可以接受的。那一辈人用了一生经历那样的事情,我们拿出八个半小时来看他们的经历,为何不可?我是做剧场的,我们看重身体感受,八个半小时观影的身体感与半个小时的身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那种特别舒服的观影体验。但是这样的身体感让你们体会到他们的体验,可以通过一个身体和一段历史发生交流。

 

主创高子鹏:八个半小时,没看之前是一种想象。时间,是主观时间,是心理时间。你一旦你进入观看,时间会变的。成片过程中很多人说能不能剪短一点。这么长,这么好的素材可惜了啊。但是我觉得,通过特别的观影的感受来体验一段历史和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就是,把片子变短,可能会消解一些东西,可能它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东西。

 

八个半小时长篇的结构逻辑

嘉宾黎小锋:它是一个八个半小时的长篇,结构特别关键。大概结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

 

主创高子鹏:每章有标题,大概有九个章节,三个短篇,五个中篇。一个长篇。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多章节的结构决定了它的长度,起码六个小时。章节内部的时间基本是线性的。每个章节不是线性排列。

分上下两部。上半部分讲的是这一代人——阿克苏上海知青是怎么回事。下半部分处理的是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怎么回事,比如办户口、法律这些事。这个片子的大体结构就是:通过这代人来讲述国家机器。

 

 

主创有没有可能继续拍下去

主创高子鹏: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已经结束。这个东西,我没有把它当成作品,而是把它当做公共的非物质的东西,这是个集体记忆的东西。我们在某个时刻撞上这个东西,然后撞到这儿,之后就交付给观众了。当然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从片子制作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满足了。

 

主创吴梦:他们其实一直在,一直在,到现在还是每天都会继续的跑劳动局、跑人民广场、跑法院。他们还在继续,那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跟呢?在2012年的某一个点上,我们觉得差不多了。他们的历史脉络我们基本都已经梳理清楚了。后面也有跟一点点东西,但是没有大规模拍了。如果你想再次铺进去,当然可以,因为他们每天发生的事情无穷无尽。

 

时代里的个体

观众1:影片里讲述的是一代人的记忆,是一个群体。我想听听,你认为在大时代中,具体的人的生命的态度,每个人的定位是如何?

 

主创高子鹏 : 陈嘉映说过,人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你以为你有选择,但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推力的。那时知青大多已结婚生子,安家了,如果没有返城这件事,他们肯定就已经在新疆呆着的了。

知青回城风起来有人走了,大家就都不安分了。要是大家都呆着,就没有这个事。人行动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另外的东西在牵引。你自觉或不自觉就进入到那样的一个人生的轨迹里去。

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怎么理解在新疆的这些人?有阿克苏事件的铺垫,你才能理解他们待在新疆的那种状态,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安身立命。他们背后有很多的复杂的东西在的。拍片过程中,我也是在不断地自我解释。

我父母是知青,我也是在戈壁滩长大生活的。看了凤凰卫视那个片子,我突然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他们那样看待一个事情,那样理解毛泽东。父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那样的。我是通过拍片采访慢慢理解到。你理解了父母是怎么回事,才能理解你自己从哪里来。理解了自己,你才还需要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你生活的环境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表达欲

观众2:你在采访的时候是列了采访提纲还是在现场给随机想到的,哪种比较多呢?你有没有遇到哪种不爱讲自己故事的人,你去激发他?

 

主创高子鹏:基本上有一个方向,但是我不会列出来。根据现场状况,我不一定会按那个顺序去谈,我还是想让谈话自然地发生。而且我希望是让他说得多。我在现场基本上很少说话。不爱讲你是有感觉,你知道他那种状态。

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拍摄是有欲求的。他们需要有人来关注他。他们有诉求,他们有表达欲。这个表达欲也不一定是表演欲,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在,但更多的是表达的。

他们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需要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表达欲与个人生命状态、生存境况是有关系的。生活安逸点的人你个人表达欲可能不是很强。

 

观众3:导演我发觉知青的生活境遇会影响他们对知青运动的评价。有的人会觉得知青的经历是一段可怀旧的历史,但对那些上访的知青群体来说,这些经历是一段苦难,甚至是一种仇恨,其实之前的描述是一种扁平化的印象式的描写。知青内部也是有分裂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

 

主创高子鹏:对,其实新疆知青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知青。他们的境遇不一样,所以他们需要通过不停地群访,这几十年他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所以和其他的知青比起来,他们更清楚知青是怎么回事。

其他的一些知青大都就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不会再去追究这些事了,过去就过去了。但新疆知青不会忘记,这与他们的境遇有关。他们会不停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对那些运动,包括对国家的理解,相比于其他知青可能更加清楚,他们的几十年都是在一个追寻的过程中,这当然和他们的境遇有关,他们才会去追问“我到底是谁”。这就好比你只有生病了才会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才会比没生过这个病的人更清楚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影像,也是年轻一代的影像

观众4:我是想分享一下作为90后的感受,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革是没有时间差。之前看过一部电影《青春祭》,我当时说了几句现在想来特别幼稚的话,我当时说,上山下乡不过就是人生中的一个经历嘛,你用不着涕泪涟涟的。

在我以前的理解中,这些历史伤痛都是概念性的。今天看了这部片子,看到了发生在2009-2011年,和我同一片天空下的人们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也更真实地体验到我生存在什么环境中,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父辈是怎么来的。以前对这段历史是比较有疏离感的,但是今天的八个半小时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让我从以前的浅薄的概念化的理解中走出来。

 

主创高子鹏:我回应一下那个90后的问题,其实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是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它是一段属于集体的记忆,不仅仅是给那些有这些记忆的人看的,也想要更多年轻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观众5:年轻人了解过去的渠道很有限,很多东西都是被包装过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到真实的一面。但我觉得90后不需要有愧疚感,应该感到愧疚的是那些篡改历史的人,那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于其中的每个个体都会觉得深深的无能为力。

 

主创高子鹏: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因为90后还是被塑造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塑造成这样,你就可以因此心安理得,你可能会想要挣脱。或者说,你本身是否想要去挣脱。

 

观众6:所以有《上海青年》这样影像的存在对于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的80后、90后来说,就特别的珍贵。尤其是像我,当我有问题时,我的父母不愿意很正面地来回答我,也不会很直接地去做一些评价。那我就得去找资料,可能还要翻墙。现在有这样一部电影,非常完整地给你呈现了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讲述方法,对那些没有亲历过却想要去了解的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安慰并且感激的一件事。

 

观众评论

这个片子将历史资料与当下人物采访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讲述了前世今生,过去导致现在,过去的暴力一直持续着。这个过程描述得特别细致。我妈妈是黑龙江知青,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逝去的青春。当时遭受的暴力层出不穷——比如很多孩子死在那边,一棵大树砸下来直接死掉。但是对我妈妈来说,那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那些悲剧对于那些遭受悲剧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怎么样的,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过去不曾了解过也不曾知道的。

这些对我来说是一些碎片的信息,可能就是微博上的那么一条,但是它和我有什么联系,可能和我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看了这个片子才更加明白。这个片子信息量那么大,需要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消化,我就觉得非常感慨,非常感谢。

这个时长,就需要这么长。这个时长帮你筛选观众,会来看的就一定会来看。时间帮你选好观众。来了就一定会看,看完了就一定会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值得看的。就必须把你生命中的八个钟头花出来,来做这个事情。——Lesley

 

我是想分享一下作为90后的感受,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革是没有时间差。之前看过一部电影《青春祭》,我当时说了几句现在想来特别幼稚的话,我当时说,上山下乡不过就是人生中的一个经历嘛,你用不着涕泪涟涟的。

在我以前的理解中,这些历史伤痛都是概念性的。今天看了这部片子,看到了发生在2009-2011年,和我同一片天空下的人们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也更真实地体验到我生存在什么环境中,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父辈是怎么来的。

以前对这段历史是比较有疏离感的,但是今天的八个半小时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让我从以前的浅薄的概念化的理解中走出来。——王碧燕

 

《青春祭》

一开始我在想,这个片子会不会是纯粹的口述历史。《浩劫》我尝试自己看了,但是完全看不进去。这个片子我一定要过来,因为大家一起看就没有那么无聊。

有群体性的封闭空间的感觉完全跟你自己对着屏幕看是不一样的。看完之后还是很震撼的。整体是挺触动的。八个小时真的是不能再缩减了。你的作品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完整的关于知青的这段历史。很少有导演会拍人物的一辈子。八个小时非常值得,还原历史,保持历史作品的完整性。两个小时可能是导演想说的,但是八个半小时是他们想说的。可以感觉到人物活生生地存在,张维敏,王良德,通过你的影像,我渐渐感受到他们在想什么。